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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十九首所表现的主要艺术特征优选好句33句

时间:2023-11-29 18:39

1、为南朝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昭明文选》而成。《古诗十九首》深刻地再现了文人在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追求的幻灭与沉沦,心灵的觉醒与痛苦。艺术上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具有天然浑成的艺术风格。同时,《古诗十九首》所抒发的,是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几种情感和思绪,令古往今来的读者常读常新。作者枚乘、傅毅、曹植、王粲创作年代公元140-190年之间

2、《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如下:

3、《古诗十九首》,组诗名,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

4、陆机拟诗大致可分为拟《古诗十九首》和拟乐府两类。陆机在进行拟制时采用的原则和方法有所不同:拟《古诗十九首》追求“貌同而心异”,拟乐府则“貌异而心同”。

5、关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时代有多种说法,《昭明文选·杂诗·古诗一十九首》题下注曾释之甚明:“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

6、赋的风格是大赋、小赋、骚体赋相辅相成。特征是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形成一种新体制。

7、两汉文学的主要形式是散文、赋、楚辞体、乐府诗。

8、古诗十九首究竟产生于东汉年代,它所产生的年代应当在东汉顺帝末到献帝前,即汉末建安之前几十年间。

9、这句话是对的。

10、关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时代有多种说法,《昭明文选·杂诗·古诗一十九首》题下注曾释之甚明:“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曾有说法认为其中有枚乘、傅毅、曹植、王粲等人的创作,例如其中八首《玉台新咏》题为汉枚乘作,后人多疑其不确。今人综合考察《古诗十九首》所表现的情感倾向、所折射的社会生活情状以及它纯熟的艺术技巧,一般认为它并不是一时一人之作。

11、简答两汉文学发展的主要特征

12、曾有说法认为其中有枚乘、傅毅、曹植、王粲等人的创作,例如其中八首《玉台新咏》题为汉枚乘作,后人多疑其不确。

13、两汉文学的主要形式、结构与特征

14、《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文选》,为南朝梁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编者把这些作者已经无法考证的五言诗汇集起来,冠以此名,列在“杂诗”类之首。

15、楚辞体作品

16、楚辞体作品在汉代没有新的发展,许多作品都是在摹仿《离搔》、《九章》。汉代盛行解读楚辞的风气,文人对屈原一往情深。楚辞重在咏物抒情。发展中慢慢与新体赋合流,总称为辞赋,楚辞被称为骚体赋。

17、两汉叙事散文在文体上有较大发展。《史记》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的新样式。《汉书》继承了它的体例,并使之完善。《吴越春秋》强化了史传作品的文学性,是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东汉时期还出现了碑文,是品核人物风气推动下的新文体。马第伯的《封禅仪记》是最早的较为完整的游记。汉代政论文承先秦诸子散文的余绪,在形式上没有大的突破。

18、语言精练。《古诗十九首》语言浅近自然,却又极为精炼准确。传神达意,意味隽永。此外,《古诗十九首》还较多使用叠字,或描绘景物,或刻画形象,或叙述情境,无不生动传神,也增加了诗歌的节奏美和韵律美。扩展资料:《古诗十九首》标志着文人五言诗创作的成熟,在我国诗歌史上占着重要地位。“古诗“本来是后代人对古代诗歌的一种称呼。《十九首》虽非一时一人所作,却有着比较统一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其内容基本上是游子和思妇的牢骚不平、哀愁苦闷,这正是东汉末年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东汉末年,这种本来就带着极大弊病的选举制度日遭破坏,一切官职都成了统治者谋取私利的工具,甚至公开标出价钱卖官贩爵。在这种情势下,当时游宦之风极盛,一些读书士子为了求得甲官半职,不得不离乡背井,游说于官宦之门,希冀通过官宦的援引,得以进身于统治集团的行列。《古诗十九首》语言自然、优美、简练,篇篇都从心田自然流出,从口中自然吟成。有时虽也运用一些典故、成语,但都化为诗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见斧凿痕迹。

19、赋是汉代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样式,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它借鉴楚辞,、战过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恣肆的文风,有吸取先秦史传文学的叙事手发,将诗歌融入其中。赋有传统的四言,又有新兴的五言和七言。它的文体来源广泛,是一种综合性文体。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新体赋的形成。司马相如的作品代表最高成就。西汉后期新体赋的主要作家是扬雄,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是东汉新体赋的两篇力作。张衡的《归田赋》开创了抒情小赋的先河。

20、乐府诗风格承载先秦诗歌样式,但又有其鲜明的特点,如有了新的诗歌样式—五言诗。楚辞体作品仅仅是模拟屈原的作品,在风格和特征上几乎没有变化,因此渐渐衰落。

21、意味无穷。遣词用语非常浅近明白,“平平道出,且无用功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却涵咏不尽,意味无穷。

22、它的艺术成就很高,长于抒情,善用事物来烘托,寓情于景,情景交融。

23、《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末年一批文人诗作的选辑,最早见于南朝梁代萧统《文选》。

24、四言诗在汉代继续沿用,但不在居于主导地位,汉代出现了五言诗。五言诗在西汉多见于歌谣和乐府诗,文人五言诗在东汉大量出现。东汉的五言诗已经成熟,叙事诗有《孔雀东南飞》,五言诗抒情诗的典范是《古诗十九首》。西汉已出现大量七言诗,附属于汉赋的七言诗通常是句句用韵,反映了早期七言诗的特点。

25、语言精练。《古诗十九首》语言浅近自然,却又极为精炼准确。传神达意,意味隽永。此外,《古诗十九首》还较多使用叠字,或描绘景物,或刻画形象,或叙述情境,无不生动传神,也增加了诗歌的节奏美和韵律美。

26、两汉文学主要形式、风格、特征

27、其中散文风格多样,有历史散文、政论散文。其特征为别为前者开辟了新的文体样式,以人物为中心来记叙历史。而政论散文则主要继承先秦散文的模式,但是却有所发展,散文结构更加严谨质实。

28、质朴自然。从情感说,《古诗十九首》感情纯真诚挚,没有矫揉造作;从艺术表现说,它的写境用语好像都是信手拈来,没有错采镂金式的加工,而是出水芙蓉般的自然诗境。

29、民歌精神的继承。到唐代,杜甫、白居易等大诗人的创作所表现出来的现实主义精神也是《诗经》民歌、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发扬光大。其次,汉乐府叙事诗所表现出来的叙事技巧和手法也影响了后代叙事诗的创作。沈德潜就说杜诗中的“三吏”、“三别”的叙事诗是“运以古乐府神理”(《唐诗别裁集》卷二)。白居易、元稹主张“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也是继承汉乐府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写实精神。另外,汉乐府的形式对后代诗歌创作的影响则表现在五言诗的创立上,因为五言诗实际上源于汉乐府民歌。 二、汉代文人诗的代表作《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  所谓古诗,这里是专指《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的名称,最早见于萧统的《文选》。在两晋南北朝时代,人们把流传下来的一些无主名的古代诗歌称为“古诗”。萧统编《文选》时,从这些“古诗”中选择了十九首,编在一起,题为《古诗十九首》。  现在一般认为《古诗十九首》作于东汉末年的桓、灵之时。其作者,根据诗的思想内容和思想感情来分析,应是一些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文人。总之,《古诗十九首》并不是一人一时之作,它是东汉末年桓、灵之世的一些中下层文人的作品,当然其中有少数也可能是民歌,或者是由民歌改写的。这从它常套用乐府民歌的句子可以看出。  《古诗十九首》有着极高的艺术成就,这几乎是古今学者所公认的事实。刘勰说:“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钟嵘说:“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诗品》上)这里面的一些评语,特别是古人的一些评语,对其成就都是承认的。它确实在我国文学史上把抒情诗推进到新的高度。  1、《古诗十九首》极善于塑造优美动人的意境。  所谓意境,就是作者把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通过一种鲜明、具体、生动的艺术画面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具体地说,意境就是作者所描写的画面与所要表达的思想情绪的密切无间的结合,是情与景的水乳交融,是一种能浸透人心灵的艺术效果。  《古诗十九首》是情景交融的优美抒情诗。《明月皎夜光》一首,前面八句看似纯然写景,但诗人提供给读者的一系列的意象是明月、促织、星、白露、野草、蝉、玄鸟,勾勒成一个悲凉枯寂的深秋的意境。“时节忽复易”是主观感受,其作用是使景物与情绪浑然一体,并且很自然地转入对“同门友”的怨恨和伤时失志的悲哀的抒发。《回车驾言迈》更是情景交融的例证: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前四句写的是春景,有东风,有百草,本是东风劲吹,百草繁茂,万象更新的景象。但诗人用了几个饱含萧索情调的词——“悠悠”、“长道”、“茫茫”、“摇”,把可以写成欣欣向荣的春景写得悲意盎然。仅仅读这四句,我们也可以体会到那“涉长道”驾车回乡的游子的颓唐空虚和寂寞的心境,自然而然地由“东风摇百草”的景物引起“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的慨叹,“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的悔恨和“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的悲哀。这四句真可以说是写景的绝唱。  《古诗十九首》的即景抒情,情景交融,与后世的一些山水诗(如谢灵运的一些诗)的先写景后抒情、说理和写景割裂的手法具有天渊之别。  2、《古诗十九首》的抒情艺术的成就还表现在委婉曲折的表达方式上。  《古诗十九首》的抒情艺术的成就还表现在委婉曲折的表达方式上。这种委婉的表达方式能造成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例如《迢迢牵牛星》: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全诗虽然是抒思妇游子的相思之情,但却全用比喻,用天上比喻人间,用牵牛、织女比喻游子、思妇。比喻本身就有隐约曲折的艺术效果,而且诗人在描写牛、女悲剧的时候,也很注意构思和立意。诗里重点写两情阻隔的悲哀,但对阻隔他们的河汉,却一再点明“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仿佛他们的阻隔的困难并不难于克服,实际上这就暗示了阻隔他们的绝不仅仅是“清且浅”的“河汉”,还有其他的原因。读者也可以由天上的“河汉”想到人间的“河汉”,而且牛、女尚且有一年一度的鹊桥相会,这人间的阻隔就更非是天上的“河汉”可比了。诗人把很多感情隐在言外,让读者得之于想像之外。另外《凛凛岁云暮》则主要是在结构的曲折上表达婉转之情。写思妇的念夫,因思之切、爱之深而产生“锦衾遗洛浦”的怀疑,因思而不眠,终于“梦想见容辉”,由现实写入梦境。梦中的描写也是极尽曲折,既写迎娶时的欢欣,又写相聚之须臾,最后写寻梦之悲哀。曲折地表达了思妇的婉转不尽的情意。真正是委婉含蓄、余味无穷。 3、《古诗十九首》善于塑造人物形象。  《古诗十九首》还特别善于塑造形象。它不是叙事诗,但人物的形象却极为鲜明。有时只简略的几笔,人物却栩栩如生。《迢迢牵牛星》主要写织女的形象。先写织女纤纤素手,札札机声,泣涕如雨,最后,“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则把这个形象点活了,我们仿佛看到一个美丽少妇含情脉脉隔河相望的情景。描写思妇形象最为突出的是《青青河畔草》: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独难守。  “盈盈”四句极力写出这个女子的容颜之美和她所处的浓春烟景的环境。画龙点睛之笔是“空床难独守”,把人物的感情,心境描写得淋漓尽致,很符合“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的女子的身分。形象极为鲜明 4、语言自然混成而韵味悠长。  《古诗十九首》在语言上自然浑成,毫无斧凿雕琢的痕迹。《四溟诗话》说它“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固然道出了其语言平淡自然的现象,但是却没有从根本上寻找出其语言特点。其语言特点在于用自然的语言表达真切的感情。语言固然是一个优点,但关键更在于能真切地表情达意。《古诗十九首》的语言可贵之处正在此!下面的一些句子都是极平常的家常话: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孟冬寒气至》)  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构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去者日以疏》)  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驱车上东门》) 这种口语的运用,使读者感到亲切,加上这些看似平淡的语言中都浸透着深情,则更使读者感到真切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古诗十九首》里的《生年不满百》和《驱车上东门》“写情如此,方为不隔”。我们理解之所以“不隔”,就是因为以极平淡自然的语言而能作深挚情感的抒发。其实《古诗十九首》中几乎篇篇都是如此“不隔”的。  《古诗十九首》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批文人创作的,具有高度艺术成就的五言诗。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五言诗已进入成熟的阶段。从此,五言诗体正式进入诗坛,并且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直到唐代,它的地位才被七言诗体所代替,但仍然与七言诗一起,作为我国古典诗歌的两种主要的诗歌模式。三、《古诗十九首》选析  下面我们选析《古诗十九首》中《行行重行行》诗,希望同学们能从中学到分析文学作品的方法,至于对作品的具体分析,同学们可以犹不同的看法。  其一“行行重行行”  《古诗十九首》的名称最早见于萧统的《文选》。在晋南北朝时代,人们把流传下来的一些无主名的古代诗歌统称为“古诗”。萧统编《文选》时,从这些“古诗”中选择了十九首,编在一起,题为《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时代古来就有分歧的看法,现在多数的文学史家认为这些诗是东汉桓帝、灵帝时期的作品,作者是当时的中下层知识分子文士。《古诗十九首》主要表现这些文士伤时失志的悲哀、离别相思的痛苦和人生无常的慨叹。  《行行重行行》篇是《十九首》的第一首。诗以思妇的口气写出,写女子对丈夫的无限思念的深情。全诗十六句,可分四层。开篇二句开门见山地交代本诗相思离别情绪的起因,皆由丈夫出门远行,夫妻别离而来。“行行重行行”是说丈夫行而又行,行行不止,终使夫妻“生别离”。“生别离”出自《楚辞??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是生离作死别之意。“行行”二句既有空间上的相去渐远之意,为下文“相去”二句伏笔;又包含有时间上的岁月流逝之感,亦为下文“思君”二句作一伏笔,可谓有一举两得之妙。“相去万里余,各在天一涯”是申言前二句,正因“行行重行行”,所以才相去万里,人各天涯。第一句是因,后三句是果,因果交代清楚。  “道路阻且长”以下四句是诉说对丈夫的相思和幽怨。四句分从夫妻双方说起。前二句是说思妇自己。“道路”句用《诗??秦风??蒹葭》“道阻且长”成句,表达思妇不能追从丈夫的痛苦心情。“阻且长”恐怕不仅是指道路之远险,当也包括东汉末年社会动乱的阻隔。如此,则“会面安可知?”更何况,丈夫仍在“行行重行行”,此情此景,她如何不怨?“胡马”二句是对丈夫说的,是思妇的怨望之辞。朱自清先生说“是希望游子不忘故乡”,但希望中含有怨情在内,只是很委婉,就为“浮云”二句的怨中含怒做了铺垫。所以清人方东树说:“‘胡马’二句,忽纵笔横插,振起一篇奇警,逆摄下‘游子不返’,非徒设色也。”(《昭昧詹言》卷二)非仅如此,“胡马”二句还在文章上承接上一句“会面安可知”,并申足其意。承上启下,故确是“振起一篇奇警”。  “相去”四句是第三层。前二句袭《古乐府歌》成句“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但略加变化,意思更明了。前一句主要从空间角度言,仍遥接“行行重行行”句。后一句用象征手法暗指人的日渐消瘦,带缓是果,人瘦是因,言果而显因,语气委婉纡徐,含蓄蕴藉。如果说以上都委婉含蓄,怨而不怒的话,则“浮云”二句则直有怨而怒的情绪了。“浮云”、“白日”是比喻。古代常以日喻君,夫妻和君臣的关系在文学作品中是可以互换的,隐喻君王的“白日”可以喻指丈夫。而“浮云”则是指迷惑丈夫(“白日”)的客观情景。正是这“浮云”使得“白日”(丈夫)“不顾反”。设身揣度思妇的心情,这“浮云”当是喻指丈夫在外的另有所爱之人。前人说本诗的所谓“昏君”、“佞臣”之说可以休矣。“不顾反”就是不念返,不想返家,是什么使得他不想家呢?就思妇想来,首先她想到的,且可能性最大的当然是另有所爱。作此揣想,此二句怨中带怒是意中必然。语意承“胡马”二句的怨而不怒,感情上则更进一层,由怨而怒了。  “思君”四句是第四层,再转回写思妇自己。“思君令人老”承“衣带”句,不过“衣带”句仅言日渐消瘦,“思君”句则从瘦进一层,由瘦而至颜容的憔悴,意蕴更广。“岁月”句则双承“行行”和“思君”二句,既点醒“行行”句包含的时间流逝之感,又强化了“思君”句青春不再之叹:时光飞逝,岁月已晚,青春不再,容颜凋零,丈夫不归,人何以堪!古人有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诗品》)之说,此二句足可当之。“弃捐”二句解说多有分歧,一种认为是思妇对丈夫的祝愿,有《诗??卫风??君子于役》末二句“君子于役,苟无饥渴”之意。另一种认为是思妇自我劝慰之辞。她在劝说自己:不要再说他了,还是自己努力加餐吧!从上文“衣带”句、“思君”句,以及思妇的怨怒情形看,作自我劝慰之辞更好,符合诗中思妇感情的发展逻辑!她已经一怨丈夫与自己的“生别离”,再怨道路的“阻且长”,三怨丈夫的不如“胡马”、“越鸟”,四怨其因“浮云”所遮而“不顾反”,使自己体瘦人老;如此由怨转怒,自然容易产生自怜自慰的心情。故此二句绕回作收结,自作宽解,复作自爱。语意含蓄,情味无穷;笔转意换,骋意无尽。  大批评家刘勰评《古诗十九首》说:“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文心雕龙??明诗》)“直而不野”是说它语言直率朴素,而又富有文采;“婉转附物”是说它托物寓意,比兴贴切,文辞委婉,蓄意无穷;“怊怅切情”是说它意绪悲惋惆怅,抒情自然而不做作。“行行重行行”一首足当此评。另外,本诗语言在意思上颇有重复之处,反复所言,只是“思君”,回还复沓固是民歌本色,就本诗而言,更是抒情的需要。非如此反复不能尽情尽意,这已不仅是民歌本色的体现了。

30、两汉叙事散文

31、情景交融。《古诗十九首》所描写的景物、情境与情思非常切合,往往通过或白描、或比兴、或象征等手法形成情景交融,浑然圆融的艺术境界。

32、今人综合考察《古诗十九首》所表现的情感倾向、所折射的社会生活情状以及它纯熟的艺术技巧,一般认为它并不是一时一人之作,它所产生的年代应当在东汉顺帝末到献帝前,即公元140—190年之间。

33、两汉故事赋或讲述鸟兽故事,或敷演历史传说,或再现生活场景,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世俗民众的思想感情与审美情趣,其生成及传播方式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这些赋作包孕着戏曲、小说等多种文学要素,其故事情节的曲折生动,人物形象的鲜明,语言的个性化与通俗化,都形成了汉代文学中特异的存在,从而对中国文学尤其是俗文学的发展演进有过不小的影响